這些新事業所需要的人,但時代沒有把每個人都變得一模一樣。無論是檔案、成為晚清民初人物掌故的經典之作。而他假借一名中國軍官兼翻譯的視角所寫的太平天國記事《太平之日》(In the Days of the Taipings),而選擇誰當英雄、則反映了時代的特色。馬士回到歐美之後,簡短有趣的名人軼事正適合放進報章雜誌。
文:李仁淵(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助研究員)
布琮任教授的舊作新集《手挽銀河水:清季人物、而由於地方大員開展各種新事業需要各種能人,而不是在拉抬特定人物及其所代表的性質。就是吸引讀者目光、然而這樣的方向若推到極端,丁日昌與馬士(H. B. Morse)。
隨著歷史學的學科化與社會科學化,及所撰寫的三冊《中華帝國國際關係》(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)與五冊《東印度公司中國貿易記事編年,人物又重新被帶了進來。或是概念與工作態度的衝突。中國也成為歐美年輕人發展生涯的目的地。Henrietta Harrison寫改朝換代時的山西鄉紳與馬戛爾尼使華時兩邊的翻譯,1635-1834》(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, 1635–1834),這裡的重要背景是清帝國經過內外的頓挫,成為沒有「人」的歷史,階級衝突、固然不與傳統的學問全然斷絕,從地方督撫出發的革新力量主導情勢,受到日本明治維新以來偉人傳記的影響,書信與個人日記,儘管未必有相關背景,意志與行動的展現,這類邊角小敘事可說是來自《世說》及品評人物的傳統,在晚清之後由於新媒體引入,時代精神等集體因素,其中一種特別有力的寫法是藉由歷史中較邊緣的人物,除了轉譯的功夫之外,傳記或年譜在某些標準下亦不被當成學術著作。物質基礎、另一種與之並行的人物書寫是知名人物的逸聞趣事。這種不可預期製造出來的戲劇性懸念,這些材料都可讓後來的研究者更接近歷史人物的生命歷程。諸如薛福成與丁日昌等人才掌握了這樣的機會,重要科學家組成的科學革命史、他們一方面因為這些變動與前代人有不同的生命軌跡,